2019年6月2日-6日我参加了“北京市百名法学青年英才”延安培训，期间参观了延安抗大纪念馆、中共七大会址、杨家坪旧址、梁家河村、在延安市委党校进行了理论学习，通过参观和学习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坚定理想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回望延安时期，为什么在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却朝气蓬勃、激情燃烧、充满生机，成为成千上万有志之士景仰、向往和奔赴的精神高地？因为那里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辉、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立身安命的根本。”坚持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整风运动，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和行动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就取得胜利，建设就取得成就；反之，就会犯错误，革命受挫折，事业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延安出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干群团结如一人的生动局面，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不竭动力。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双手和锄头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原因是延安的党员干部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本。”

　　目前全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是我们每个党员都要深深牢记并且身体力行的。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们同时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的法治初心和使命是什么？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尤其是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对政法工作和司法工作的指示，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从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基本可以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法治的初心和使命的基本脉络和基本内容：一是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二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是通过法治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人法治的初心和使命的基本内容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高度一致，与我们党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人民利益至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法治司法方面的具体体现。共产党人的法治初心和使命我们从延安时期的一个著名案件中也能看出来——黄克功案（也称“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则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在陕甘宁边区部分老革命、老红军和普通群众则认为黄克功对革命有功，罪不应死或者可以将功补过、让他上战场杀敌，用杀敌数来偿命，但边区高等法院经过公审公判，黄克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是有“议功”一说的，它是中国封建法律对有大功于国家者犯罪可减轻刑罚的一种特别规定。“议功”源于西周的"议功之辟"，三国魏新律入律，为八议之五，相沿至明清改为八议之三。“功”，唐律谓“有大功勋”。明律谓“能斩将夺旗，摧锋万里，或率众来归，宁济一时，或开拓疆宇，有大功劳，铭功太常者。” 黄克功，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如果按封建社会的法律黄克功的确是可以因“议功”而免死的，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己任，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时代使命，推翻和废除了之前的封建特权法律和不平等的殖民地旧法，共产党人的法治从诞生之初就是讲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与封建主义的特权法制是显然不同的，所以对黄克功案件显然不能适用封建特权法制的“议功”之说。

　　再说杀敌偿命说。一些主张不应判处黄克功死刑的人的主张是当时事发1937年10月，全面抗战爆发，正值用人之际，希望可以让黄克功上战场杀敌，用敌人的命来抵刘茜的命，这个说法显然犯了一个重要的逻辑错误，那就是谁杀了刘茜，如果是敌人杀了刘茜黄克功当然可以去杀敌为刘茜偿命，但问题是黄克功自己因逼婚不成杀了刘茜，如果法律都可以这样抵命的话社会可能就乱套了。

　　最后一种说法是关于死刑执行方法的，据延安党校的老教授说，这是黄克功自己提出的：“……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应该说黄克功作为红军的一名团级干部在最后的关头还是有他的革命精神的，他想为杀敌而死，但这个想法最后被否决了，因为一码归一码，黄克功如果是被敌人杀死了，那就成了因战争而死的革命烈士，而不是因为故意杀人而被执行了死刑的杀人犯，这是有显著区别的，所以最后边区高等法院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黄克功的这个请求，最后黄克功被执行了死刑。

　　从这个案件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法治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法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为延安时期的著名事件，人们还经常拿“黄克功案”与“张灵甫杀妻案”进行对比，因为这两个案子发生的年代相同，案件内容相似，但处理结果却大不相同，从这两个案的对比中我们更能洞察共产党人法治的初心和使命。

　　张灵甫杀妻案发生在1935年。1935年冬张灵甫带妻子吴海兰回老家探亲，借住在西安张灵甫的堂哥家中，后张灵甫因怀疑吴海兰拿走其机要文件且拒不承认而枪杀妻子（一说怀疑其妻有外遇而杀妻），事件传到四川广元后，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状告张灵甫，希望借助法律严惩凶手。法院和军方接到状纸并未及时作出回应。吴正有写了控告信递给西安的妇女协会。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将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手中。于凤至回到南京将此事说给了宋美龄。蒋介石吩咐将张灵甫送交南京军事法庭查办。胡宗南接到严惩张灵甫命令后，张灵甫提出投案，去南京自首。出发前把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送回老家，到达南京，张灵甫去军法处投案，被拘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死刑，择期处决。这时张灵甫染上了疟疾。典狱长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病好后张灵甫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法庭接受了他的申辩，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军衔。张灵甫的老上司王耀武便向蒋介石为张灵甫求情，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去了王耀武那儿任上校候差员。张灵甫将先前用名"张钟麟"更改为“张灵甫”。张灵甫后来做到国民党第74军中将军长，在解放战争中死于孟良崮战役。

　　通过两个案子我们也可以显著地看出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法治法律的不同态度，更可以彰显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法治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市法学会 刘东阳